宝博体育- 宝博体育官网- APP下载 BaoBoSports“如何消除圣母心”：在“城市养鸡潮”中重新理解人畜关系
2026-02-22 21: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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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和人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和动物的关系：这些动物不被视作美味和营养元素的资源，也不被当作没有感知能力的静物。当一只鸡成为宠物，意味着它如猫狗一般获得了“特权”：它被发现为会痛苦、有感受的生灵。于是，它的道德地位得到了承认——作为和人一样的“有情众生”，不应该虐待它，也不应该杀害它。因此，若遇到了一个称职的主人，这只鸡将不再如它的同胞以及猪牛羊鸭鹅等的家畜一般，被仅仅视作肉蛋奶的来源。它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在这个小小的“养鸡潮”的形成中，社交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鸡的宠物化从偶然的个例转变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小众现象。小红书等平台上关于宠物鸡的短视频、故事分享和养护经验讨论，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鸡可以是干净的、香喷喷的、可爱亲人的宠物。很多养鸡内容也强调，比起猫狗，鸡不但不失灵性，还有种种优点：照料成本较低，对饲养者的经济实力要求不高；如果养的是母鸡，还能时不时生蛋回馈主人。因此，越来越多人愿意领养那些从养鸡业的缝隙流出的肉鸡和蛋鸡，把它们作为宠物接回家。
同时，从更实际的角度看，把鸡当作宠物收养，往往是以个人力量改变肉鸡和蛋鸡的生死轨迹的唯一办法。随着动物养殖业的工业化和宠物的产业化，每年大量的动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被当作商品生产出来，并被粗暴地使用或遗弃。在这一现状下，即使人宠关系存在内生的不平等结构，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收养、领养宠物，仍然是提高具体的动物的生存境遇的主要途径。就如一位网友所说，选择都市里养鸡，往往是一个“非如此不可”的选择：“更残忍的是不被领养的后果可能是直接进入绞肉机，做成饲料。是的，活的，直接。”
对养宠人应该“负责”的伦理要求之所以迫切，正是由于如上文所提及的，人和宠物之间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而由于相关法规的缺失，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不但可以没有后果地选择随时开始饲养宠物，也可以随时遗弃乃至虐待宠物。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一法律真空，正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蓬勃发展、乱象丛生的宠物产业的基础。在将动物商品化的逻辑下，宠物产业致力于吸引小孩和成人成为宠物的购买者，却无需对其生产出的动物的命运和福祉负责。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宠物文化，不但造成了无数的宠物被过剩地生产、痛苦地度过一生，也引发了流浪猫狗等社会问题。当下对于养宠者“负责任”的呼吁，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浮现的对人和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进行的反思。
然而，本文所描述的对于“负责任养鸡”的公共讨论，其实已经溢出了“宠物产业”的语境，因为人们可以轻易获得的“宠物”鸡，往往并非被作为宠物商品而生产出来，而是养鸡业这一食品工业生产过剩的剩余。这便牵引出一个比“鸡是否可以作为宠物”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对宠物“不负责任”的现象是值得反思和谴责的，那么，在同一个将非人动物商品化的社会结构下出现的，人类对于鸡、牛、猪等“非传统宠物”施加的其他有损其福祉的行为，是否也应被视作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而受到谴责呢？
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曾指出，在动物保护法规的空白下，随着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一同深化的，是和动物有关的产业所制造的对于非人动物的残忍。譬如说，在从西方向中国转移的皮草业和动物实验的产业链中，动物的生命被当作生产经济效益的、不会感受痛苦的商品，遭到残酷的虐待：“并不是人心坏了，不是道德问题，它是一个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个缺乏监督与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经济之手，在背后推动着干万上亿的这种大规模的残忍。”[3]
生产肉蛋奶的肉食业，也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制中的一环。在这个体制下，肉鸡和蛋鸡同样被人类视作食品和利润的来源，不断遭遇残忍：从生活条件的恶劣，到生命时段的短促，再到死亡方式的痛苦。而当肉鸡和蛋鸡变成了“宠物”，当人们发现它们也具有感知痛苦、建立情感的能力和与人互动的智力，也就无法将之无意识地只视作商品和资源了。于是，对于养殖业中人是否对包括鸡在内的动物负起了伦理责任的质疑，也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社交媒体上对于养鸡的讨论之中。
无论是通过网络面对鸡和其他家畜在当下养殖业中的遭遇，或是在日常接触中体会到自家宠物鸡和猫狗别无二致的性情，都可能会让许多人对之自然地生出不忍与同情的道德情感，进而重思人与家畜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例如，许多宠物鸡的主人在和小鸡的朝夕相处中发现鸡的“灵性”和“通人性”后，就无法再进食鸡肉，乃至所有动物性食品。养鸡人吃不下鸡，也不只是由于养鸡业的动物福利状况不佳，更是关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鸡——以及其他家畜——是否应该被当作食物对待？如果我们觉得吃猫狗是错的，那么为什么吃鸡、牛、猪就不是错的呢？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会接纳面对动物受苦而生出的同情，或将之导向行动。有的宠物鸡主人强调自己仍然会自如地吃鸡肉，甚至会把鸡肉喂给自家的鸡；有的网友述说自己虽然心中难受，却因种种限制无法放弃消费动物性食品：“每次刷到这些感觉心里很难受，很容易共情，但是也做不到不去吃它们”、“恨自己乱吃乱喝戒不掉”。不同人的生活境遇、观念模式、能力条件各有差异，做到在养宠物鸡后就不再食肉、在浏览了养殖业现状后便改变消费习惯的，毕竟是因缘俱全之下的极少数，但也显示出“养鸡热”这一小小的趋势，正在带来某些改变的可能。
有趣的是，对非人动物展现出同情，对有些人来说不仅难以理解，还是一种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去调侃、质疑乃至诋毁的错误情感。在社交平台的许多宠物鸡视频下，不时会出现一些有意调侃“杀鸡”、“吃鸡肉”的不太友善的评论。而若是有人展现出对于包括鸡在内的农场动物的生存条件的同情，或是对是否应该吃鸡肉表示困惑，则常会遭至或明或暗的攻击。 “圣母心”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修辞，这个词在近年来被广泛地用于嘲弄世界各地的动物保护、环保主义和素食主义实践，用以指控其不可理喻、虚伪甚至包藏祸心。因此，在这些有关都市养鸡和养鸡业现状的讨论中，发言者往往要提前自辩“不是圣母”，才开始分享其真实感受到的对家畜的同情。
《孟子》中这句话捕捉到了人面对非人动物的痛苦时无法抑制的道德情感和伦理选择，显示出非西方世界也存在深厚的动物伦理传统。事实上， 对于人与家畜关系的反思，以及避免消费动物性食材的主动选择，不但在古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中源远流长，也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实践中。无政府主义运动家师复（1884—1915）和李石曾（1881—1973）皆强调对动物的同情是人类独特的道德本能，而“戒杀”和素食是人类向上进化的必要之举，也是导向经济平等和人类和平的关键。画家丰子恺（1898—1975）毕生投入对“护生”的呼吁，认为人对非人动物的同情和怜悯是人性的本能与核心，选择素食的生活方式乃是顺应人的道德情感的“护心之举”；他在抗日战争中仍坚持同情非人动物的正当性，理由是唯有戒杀，方能“护心”，才能在根本上避免诸如世界大战、弱肉强食等“残忍心”导致的后果。投身动物保护运动的词人吕碧城（1883—1943）也曾在《大公报》等报章呼吁重建“已死之良心”，西方人在上海引入工业化屠宰场。她还基于中国的儒释传统，在维也纳的世界动物保护大会介绍中国素食主义，并批判其时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只强调人道屠宰，却不肯呼吁废止肉食的局限性：“同此血肉，同此感觉，唯以形貌之异，遂摈诸道德矜怜之外，以彼之痛苦流血，餍我口腹之快，利用之私，悍不动心，腼不觉耻，此岂以文明进化自诩之人类所应有之态度耶？ ”[4]
这些例子都表明，对于家畜在现代社会的境遇的反思，对于食物伦理的思辨和实践，绝非西方“圣母心”的专利。而当今互联网上的都市养鸡潮中自然涌现的，对于养鸡业中肉鸡和蛋鸡生命处境的同情，以及通过将鸡领养为伴侣动物、身体力行地重构人和家畜关系的伦理实践，都预示着一个有别于“你现在不吃肉，这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韩江《素食者》语）的自相残杀、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的种子，并不建立在唇枪舌剑的辩论和坐而论道的言语中，而是根植于人与鸡四目相对、相互陪伴的时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