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博体育- 宝博体育官网- APP下载 BaoBoSports第一批中国倒爷的莫斯科淘金潮与中俄列车大劫案
2026-01-24 19: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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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中国人手拎肩扛着各种商品一趟趟地往来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也是华商的最初形式，他们被称作“倒爷”。所谓“倒爷”就是倒买倒卖商品的人，低价收购商品再高价出售。“倒爷”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有现象。主要源于中国在商品价格上实施双轨制，即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一般来说，商品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后来参与倒买倒卖商品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很多企事业单位员工和社会人员，倒的商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有计划内的商品，其他各种形式的商品也都参与。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可见当时“倒爷”在中国的广泛性。后来，政府逐步取消了价格双轨制，“倒爷”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此时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允许双方人员往来，对方轻工业品极其缺乏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开来。国内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俄罗斯和剧变后的东欧，并想方设法携带各种急缺商品进入当地，高价售出后再返回国内，成为“国际倒爷”。
俄罗斯的中国“倒爷”的最早雏形实际上是两国关系解冻后中国的公派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中国教育部开始逐渐恢复同苏联互派进修生、研究生、本科生的工作。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带回来的消息是苏联物资匮乏、服装奇缺，皮夹克、牛仔服，一件可卖十倍的价钱，而当地的一切产品及在那里的吃住行都便宜得不可思议。于是后来的留学生每次回国后就会带几件皮夹克，卖掉后可以顶上一年的饭钱。还有人用卖皮衣的钱买书、油画、钢琴、提琴、俄产的望远镜、裘皮大衣等贵重的东西，回国后高价卖给国内的人。这就是中俄“倒爷生意”的源头和最初的形式。
中苏（俄）早期民间的“倒爷”贸易，主要在边境地区，伴随着中苏（俄）边境旅游的兴旺，很多人首先是通过边境的“一日游”的方式进行“倒爷生意”。1988年9月，黑河市与对面隔江相望的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éщенск，又名海兰泡）开通了“一日游”。首批中国旅游团一行40人于9月24日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接着黑河市接待了相同人数的苏联游客。1990年3月开通了哈尔滨赴苏“七日游”，6月又开通了同江—下列宁斯科耶（Нижнеленинское）“一日游”。在1990年的高峰期，“一日游”人员流量的比重竟占当年出入境人员总流量的52.16%。由于“一日游”出境手续简便，花费也不是很多，对很难获得出国机会而又很想到国外看看的内地的各类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时间，一些内地的机关、学校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无不寻找机会去黑河“公干”，目的是到隔江的对岸去看一眼，顺便随身带几件运动服、夹克衫、雪地靴、化妆盒之类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能换回异国风味的俄罗斯炊具、剃须刀、望远镜等物品。参加人员也从最初满足于领略异国风情，到从事边境贸易的“一日倒”。很多人就经常性地利用旅游机会带过去一些商品进行出售，他们被称为“倒包者”，即通过手拎肩扛一包包的中国商品，到对方边境城市的居民点和集市进行销售，然后再返回，这也是“倒爷”的最初形式，即借助“一日游”“四日游”“七日游”等方式从事“倒爷”贸易。
“倒爷”们首先在国内进货，主要在国内各个批发市场上购买，都较为便宜，以服装和鞋帽居多。在北京有专门针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批发市场，最著名的是，但这个市场只允许外国商人采购，是国外“倒爷”的聚集地。而当时国内也有很多服装鞋帽的批发地点，中国“倒爷”在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进行采购。然后，他们往往乘坐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进入莫斯科。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这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叶朗在《1992年秋天俄罗斯印象》一书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他在1992年乘坐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时在北京车站见到“倒爷”出国时的情形：
许多“倒爷”扛着像棉花包那么大的尼龙包。这种尼龙包颜色很像鱼皮，很多人就称它为鱼皮包。鱼皮包里装的大多是皮夹克和羽绒服。因为行李重量有限制，一些“倒爷”就像电视小品演的那样，在身上穿了四五件皮夹克，到了候车室再一件件脱下来，热得满头大汗。……由于每趟列车托运行李数量有限，所以要提前四天就去北京站排队，这四天四夜不能离开，因为每隔一小时叫一次号，人一离开就取消你的号了。“倒爷”们当然想方设法尽量多带皮夹克上车。如果有人借车票给他办托运，他给你10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帮他带一大尼龙包皮夹克（约25件）上车，他给你5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在沿途车站帮他销售，卖出一件给你300卢布作报酬。还有的“倒爷”设法在半途把皮夹克搞上车。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倒卖的货物量较少，每位“倒爷”只带火车限制的38公斤的货，或者让别人帮助捎带一些，给一定的好处费。后来好多人生意从零售到批发，销货量越来越大，大家开始直接包车厢。生意最好的时候曾经有人买断一列车厢，整整17个包厢。那会儿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每一个包厢都被货物塞得满满的，车厢里的铺位大部分都被“倒爷”们买下，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货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连窗户都遮得严严的。列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从国内带来的货物蜂拥而下，这些货物包括皮夹克、羽绒服、假冒的阿迪达斯运动服装、旅游鞋、化妆品、儿童食品（如大大泡泡糖）等，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生意火爆得难以置信，那么多的货，顷刻之间就被一抢而空。当列车从莫斯科返回北京时，铁路沿线俄罗斯人向中国人兜售各种俄制商品，包括婴儿车、儿童脚踏车、水壶、手表、厨房用具、面包、牛奶、酒、西红柿等。
“倒爷”自己从国内进货，到俄罗斯销售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即来回往返耽误的时间较多，手续也较烦琐，特别是护照不容易办理，有时候还买不到火车票，不能成行。因此，很多“倒爷”都是去时带上几千元的货物，过去后迅速卖掉，以此做本钱，再到一些中国货物较为充足的城市上货，如与中国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临近的俄方边境城市（边境城市的过货量较大，也较为方便），然后再倒到俄中部、西部的城市出售。这些人一般都是从一些中介公司或个人手中花大价钱购买探亲“邀请函”，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入俄签证，就可以长期在俄居留。1987年，当时的苏联对移民法进行修订，规定申请入俄签证须出示俄罗斯方面“有效的邀请函”。而在俄罗斯，所有城市的公安部门都有权发放邀请函。因此，一些人看到赚钱的机会，利用俄罗斯法律的漏洞，贿赂贪婪的俄罗斯官吏，获取有效邀请，再将其“转卖”到中国国内，从中牟利，为这些“倒爷”开辟进入俄罗斯的通道。
因此，“倒爷”也并不是仅有一种类型，实际上分为“一倒”“二倒”“三倒”，甚至更多倒，构成了一个经商链条。“一倒”即是从国内直接批发货物的商人，“二倒”是从“一倒”手中批发货物的商人，以此类推。当然，“二倒”以后的商人并不返回国内取货，而是直接从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处取货。在这个链条中，前面几倒的收益还是较为丰厚的，越到后面收益越小、风险越大。最后是直接面对俄罗斯人的零售商，这期间的中间环节已经有了很高的加价，到他们这里的时候所剩的利润也不多了。而“最后一倒”，也就是依靠体力起早贪黑站市场的商人，俗称“练摊”。这批人最为辛苦，并且风险最大。很多人也会因为抓不好货，把货物砸到手中，最后还赔了钱。
中国“倒爷”进入俄罗斯的时期，正是其经济政治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激烈的变革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和管理秩序。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冲突不断、官员贪污盛行、社会治安混乱。20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出现了一个“犯罪”的高峰期，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犯罪数量增加，特别是恶性案件骤增。每当夜晚来临，大部分居民都不轻易外出，紧闭房门。一些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往往就成为罪犯的袭击目标，中国人在俄罗斯遭到抢劫、凶杀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报道。
对中国“倒爷”的生存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当地警察。警察本来是维护秩序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但在俄罗斯警察却总是以索要红包、找麻烦的形象出现。因此，“倒爷”在俄罗斯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各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其实在其中经历了太多的惊险与失败。收益和风险是相伴而生的，收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倒爷”们靠着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在当地淘金，不少人有着惨痛的经历，他们的淘金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中进行的。作家张雅文在报告文学《玩命俄罗斯》一书中，描述了一位“倒爷”的淘金经历：
他是一位朝鲜族人，三十七岁，曾是延边地区某市广播电视台的技术员。当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来到俄罗斯淘金，并且赚了很多钱。他的心也活了起来。后来，他想到西伯利亚曾有个亲属，于是，他东借西借凑了12000元钱，打通各个关节，买了一些服装，偕同五十岁的岳母，兴致勃勃踏上了淘金路。淘金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天买火车票就被人宰去2000卢布，上了去新西伯利亚的火车，又被乘务员要去两套阿迪达斯外加2000卢布。一分钱没赚就扔了几百元人民币。到了新西伯利亚没找到亲属，娘俩只好找个便宜旅店住下，第二天就去市场卖货。
第一天卖货经历较为顺利，但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晚上回到宾馆，一数钱却发现少了3万卢布，原来老毛子玩了中国人最古老的鬼把戏——调包计。在以后的卖货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遇到收到假钱或货物丢失的事情。他就开始更加玩命，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更像一只发疯的困兽，开始拼命于新西伯利亚到格城一带漫长的铁道线上，只身一人腰缠几十万卢布，三天三夜火车跑到绥芬河对面的格城去上货，然后把小山搬的货物带到售价更高的俄中西部城市卖掉。每天上货、乘车、卖货、再乘车，这就是他三个月全部生活轨迹，每时每刻都在心惊肉跳中度过。
有一次去乌苏里斯克上货，他守着小山似的货物买不到车票，急得团团转，没办法，最后只好像前几次一样去贿赂警察。几百卢布的车票对方要价1万。他一下子买了四张卧铺票，占了六个铺位。尽管如此，还是被罚了2万卢布。但这还没有结束，一位乘务员向他索要一套阿迪达斯，被他拒绝了。随后，五六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就开始盯上他，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一个人竟亮出刀子，冲他提包“噗噗”划开好几个大口子，然后就向外拽阿迪达斯。他愤怒了，但能怎样，五六个人围攻他，对方还有刀子，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看着他们来抢夺自己靠着辛苦血汗采购的商品。
还有一次，他腰缠全部现款60万卢布到格城火车站去采购货物，一到就相中一种羽绒服，正要成交，忽然发现警察过来检查护照。他的护照已经过期，完全“黑人”一个，如果被查出来，立即就得被押送警察局，然后就得被遣送回国。一进警察局，身上的60万卢布也会立刻被没收。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发现有一列火车正停在那，至于火车是往哪开，什么时候开走，他全然不顾了，一头向火车站底下钻去。好在火车并没有开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倒爷”们由于构成人员较为复杂，很多人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中俄双方都难以管理，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俄“倒爷贸易”最兴盛的时期，“倒爷”们在把一件件商品倒入时也把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带进了当地市场，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俄罗斯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购买这些轻工业品也花去了他们较多的积蓄，回去之后发现都是假冒伪劣的残次品，便对中国的商品和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倒爷”最初到来的时候，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是十分钦佩和礼貌的，认为中国人很有能耐，能生产出这样好的产品。但当“倒爷”们将假货卖给他们后，他们开始憎恶中国人，见到中国人就指指点点，甚至许多俄罗斯人在开的小店前挂起了“本店不售中国商品”的牌子。
商品的质量犹如商品的生命，假冒伪劣商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造”的信誉，市场上摆放的五颜六色的各种中国商品很少有人问津。“倒爷”在俄罗斯的处境大不如前，“中国造”的商品很难出售，“倒爷”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在莫斯科街上的赌场非常多，一些“倒爷”经不住诱惑就去赌博，把钱输光就都回国了。很多赚够了钱的“倒爷”就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投资移民，还有一些人去东欧等国家寻找机会，再次踏上新的“倒爷”之路，当然最后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